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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筝》似乎是关于文化原罪的诘问和救赎可能的思考，其中以儿童视角展开的叙述仅限于毁风筝一节，但兄长在“精神的虐杀”后的补过之举，兄弟的全然忘却，仍能让我们触摸到“春日的温和”与亲情的温度。

　　3.旁观者的冷眼

　　当然，叙事人并不总是事件的介入者，《孔乙己》的叙述者就被设置成一个十二三岁的小酒保，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冷漠地述说着孔乙己的生存际遇，见证着被看者的可笑与可悲。

　　以小伙计“我”的视角叙述显示了高超的叙事策略。小伙计的活动舞台在咸亨酒店，因此，孔乙己不会营生，偷书被打，腿折身亡，这些极为重大的事件只作为暗线处理，通过酒客们漫不经心的闲谈侧面交代。而孔乙己在咸亨酒店的活动成了叙事明线，他站着喝酒时的语言、动作、神态在旁观者的冷眼中被聚焦，引来掌柜和酒客们的哄笑与嘲弄。在小伙计的儿童视角里，“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人们提起他，仅仅因为粉板上记载着他“还欠十九个钱”。鲁镇的酒店成了世态炎凉的陈列橱，旁观者的冷眼成了人性的显微镜，入木三分地揭示出了“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

二、乡村乌托邦：逃避现实都市的诗意家园 　　

　　不管儿童叙事人是作为事件的介入者还是旁观者，以儿童视角构筑的回忆性文本终究无法拒绝成年经验的入侵。儿童视角的采纳并不意味着对现实世界的远离，成人作者借助儿童的视角，实现了对成人世界的拷问。

　　自早年“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后，鲁迅便开始了在南京、日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地的辛苦辗转，不断变换的都市环境赋予作家鲁迅“旁观者”气质和“漂泊者”心态，“过客”与“弃儿”的苦闷和孤独成为他凝重的心理内涵，这种生活在别处的都市体验构成了鲁迅许多作品的阴郁底色。即使面对寓居了十四年（1912.5-1926.8）的北京，他也感觉“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在北京生活的人们，如其有灵魂，他们的灵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罢”。在《社戏》的前半部分，作者借成年叙事人之口渲染都市生活的疲惫、厌烦甚至恐惧：长凳让人“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狭窄拥挤的生存空间、喧嚣噪乱的环境气氛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离使人觉得“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希望从拥挤的街市中解脱，从喧闹的人群中逃离，这使作者从未真正融入现实的都市生活，而是远远地站在都市的边缘，以隔岸遥望的姿态向诗意乡村观望，向童年经验回眸。

　　在城市与乡村的对视中，乡村成了作家的情感依归和精神家园。“在中国文学叙述中，对乡村的诗意想象使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家园’的意义，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乌托邦，陶渊明和王维们的灵魂，就栖息在乡村。”当回忆穿越漫长的时间之河回到遥远的童年时，以儿童视角构建的乡村拼图绽放出诗意的光芒。童年叙事中的乡村图景并非现实故乡的实指，它只是回忆编织的诗意存在，是逃避现实都市的乡村乌托邦。“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童眸中的诗意乡村能使作者“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慰人“无端的悲哀”，暂时成为作者心灵栖息的草庐和对抗城市文明的解毒剂。 　　

　　三、教学上的启示 　　

　　运用叙事学的视角理论来考察中学鲁迅作品中构建的乡村图景，对我们的教学实践的现实意义是：有利于拉近学生和鲁迅的距离，还原一个立体的、全面的人间鲁迅，消解鲁迅在学生心目中根深蒂固的脸谱化形象，让学生通过温暖的乡村去认识冷峻鲁迅不为我们所熟悉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