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从中国校门走出来的人来说,西方发展起来的教学方法中,几乎没有比“案例研究”更让人感到困惑的了。在这种教学中,只提供有限的资料,而且其价值也不确定,也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让老师透露给学生。曾在哈佛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任教多年的道格拉斯·考尔特先生也曾在中国使用这种教法,对于这段经历,他侃侃而谈:
“给他贷款吧。”一个学生说道,这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经贸专业的课堂上,我们正在讨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商业金融问题,学生们正在争论该怎么做,我的插话很少。“但我们不知道市场对这种产品的需求是否会持续下去,”另一个学生说。“这家公司有大量的流动资产,债务也不太多。”第三个学生说道。
在我们讨论的案例中,这家公司的订单大大多于它所能供应的数量。而公司总裁已经从银行得到了贷款以使生产能力扩大一倍,现在他又想得到更多的贷款,以使生产能力扩大四倍。虽然上次的贷款规定了他先要得到银行的同意才能使用,但他没有告诉银行就开始了基建工程。我的北外学生多数都原谅了这一违规,极力主
张给予该公司贷款,因为该公司的前景看起来很好,其财政情况也很稳固。
但是,我接着向大家透露,后来产品的需求减少了,在规模极大扩充了的厂里的工人开始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公司无力按期偿还贷款而面临破产。“可是总裁事先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我的北外学生说,“这是他无法控制的。”
在另一个由学生讨论的案例中,一家公司从银行得到了限额为100万美元的信用贷款,用于库存商品的流动资本以及提高对客户的信誉,因为其商品的出售量随季节变化极大。可是这家公司实际上是将贷款用在了工厂扩建上而没有作为流动资本。当经济萧条引起销售下降时,公司的现金就短缺了,并且不能按计划偿还贷款,可此时公司还向股东们发放股息。
“银行应该再给贷款。”我的北外学生通常这样说,“除了经济萧条的原因外,这家公司的状态很好,只要经济状况一好转,销售就会上去。”有两个学生持不太同情的态度:“在他们开始偿还银行贷款之前不该付股息。”
上面的这些案例都来自哈佛大学商学院,我用它们来教北外的金融课程。不可否认,这些案例带有某种外国情调:它们彻头彻尾源自美国商界,全部是美国背景,是仅以美国式的财务报表为基础而提出来的。在美国,我们通过这些案例让学生体验在变化莫测的环境中进行企业决策,学生们必须自己决定如何处理问题。
我的北外学生对困境中的公司倾向于宽容,这正如上面的例子所显示的,但除此之外,他们与美国学生在讨论这些案例时基本是一样的。他们逐渐开始理解各案例的情景并权衡相关的论点,虽说他们刚刚开始金融方面的学习,也从未到过美国。
对于在中国受教育的学生来说,最怪的事就是上课不是采取“讲”课的形式,而是采取由学生进行讨论的形式来做决策。学生们不会得到该怎么做的指南,也不会得到超出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下的工商管理人员所拥有的信息之外的任何资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学生在这些讨论课上信不过他们自己的观点,不能充分相信靠他们自己得到的说法,他们真的是等着我在课结束时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
但是我没有告诉。于是在学期开始时学生中就出现了惊恐。课后他们找我,求我给出答案,但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必须做出决定的人,而你们是。你们在那种情况下会怎么做?”
在最初的数节课中,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对于自己正在做的事一点都摸不着头绪。他们熬夜,浪费了很多时间来写我要求的案例分析:他们觉得自己写得全错了,因为不符合我在课堂上暗示的答案,但实际上我并没有暗示什么答案,其实,学生们是说他们的答案不符合同学们在讨论中所冒出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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